在1990年代末期,尤其在1997或之前的一、兩年,大量以「香港消失」為前提的小說應運而生,成為「九七模式」的必備條件。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接近20世紀末,經濟發展也令社會形態變化不少。消費社會、電子世代、多元但混亂的價值,均令此地人際間出現了新的感情關係。短暫而充滿傷害的關係,不單在現實中隨處可見,也遍佈1990年代後期的小說。其中包括陳惠英的〈青蛙〉和關麗珊的〈參商傳說〉等,均可見電子和消費時代下,都市人的感情脆弱、迷惑與失落。陶然寫於2002年的〈空降〉,香港社會和世界局勢又有新變,小說借一段疑真似假的三角關係,以美國「九一一」事件領起,直接觸及「後九七」時期此城多變未穩的社會與人心,同代讀來,當更易引起共鳴。事實上,在消費流行、人心思變的時代,要重提對人的尊重,令受傷心靈得醫治,讓「異常」復歸「正常」,還人性以「真面相」,實在說易行難,但有心人終不言放棄,繼續上路。至於世紀末以至21世紀之後的小說、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多變,則非此書將會論及的範圍。

值得補充的是,小說除了講求內容外,形式也緊緊相扣。香港1980年代初中期不少小說名家,極力開拓新的敘事形式,在「社會命題」下注入新技巧,不時令人眼前一亮,驚喜常至,而以表現「內在真實」的現代主義技巧與「外在現實」的寫實主義方法,至此也重新洗牌,頻頻「變種」。新形式未必沒有關懷社會的內容,沉重的內容也可用精巧複雜的手法表達出來。一路而下至1990年代中、後期,小說各套形式經過大量譯介和實驗後,模式大定,後學可以通過模仿、改造或故意叛逆成規等方法,推陳出新,得心應手,實有必要在此向先行的前輩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