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藥業史》

《香港西藥業史》


第一章1841-1896:草藥師、生物鹼與鴉片鑒定

1. 簡介

19世紀初,中國和西方醫生都主張以草本藥物與礦物治療疾病和疼痛,尤其是中藥的豐富資源與傳統醫藥的陰陽五行學說相互結合,可以提供更個性化的治療方案。然而,中國主要的草藥劑型僅止步於口服液和膏、丹、丸、散等類型。與此同時,德、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藥物與製藥科技研究卻在工業革命後發展迅猛,在生藥學與生物鹼的提取,以及細菌、免疫學的進展開始取代並拋離東方醫藥曾經領先的地位。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月26日,英軍登陸港島上環的水坑口並宣佈香港成為殖民地。在香港殖民地政府統治期間,中醫藥被視為本地習俗而不是一門科學,這個觀點一直到1997年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後才有所改變。在此期間,西醫藥在香港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英國商船船醫與醫學傳教士來到香港並開始播下西醫藥種子。


開埠時,香港西醫藥只為英軍、外籍和華裔買辦人士服務,偶爾也有一些船醫與醫學傳教士會贈醫施藥予本地貧困人士。


1841年4月15日,英國藥學會(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在倫敦正式成立,規範藥物的銷售、管理並培訓和註冊合資格人士為“化學師與藥師”(Chemist & Druggist),簡稱“化學師”(Chemist)。當時英國的藥劑業正處於萌芽階段,有三類人士從事藥物的配製:內科醫生(Physician)、“草藥師”(Apothecary)和“化學師”(Chemist)。


其中,內科醫生與草藥師的界限較為模糊,前者收費提供診斷,配售廉價藥物予病人,後者雖然免費提供臨牀諮詢,但會收取病人可觀的藥物費用。當時,藥物主要還是本草和礦物類,也有一些化學藥物來自歐洲尤其是德國化工業顏料的下游製品。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財政預算以自負盈虧為目的,並採納了英國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積極不干預政治經濟政策,將香港打造成自由貿易中心。李翊駿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指出:


簡單、低稅制對殖民政府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1841-1881年間,香港財政稅收一部分來自賣地、造船和修船業務,另一部分卻是來自轉口到中國內地的鴉片業務。鴉片的稅收是支撐殖民地政府營運的一個重要支柱,因此香港迅速成為全球鴉片中轉站乃是順理成章之事。當年,香港是西方國家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橋頭堡和後援基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投機者,1882年國產鴉片開始通過香港出口到其他國家,從此成為國際貿易的中轉港。香港的西藥業也在這個時期從一個草藥行業演變成為日益繁榮的西藥進口與轉口貿易服務,其市場為國內的通商口岸,包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地。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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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趙粵

趙粵

祖籍滿洲鑲黃旗,原姓依爾根覺羅氏。廣州出生,襁褓期在上海,於香港接受初中教育後,往英國升學,獲德蒙福特(De Montfort)大學藥劑學理學士,赫爾(Hull)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曾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進修,獲全球高管文憑。先後於英國和加拿大從事醫院臨床藥劑服務,並在跨國企業擔任負責亞洲太平洋地區藥品、醫療儀器、營養保健品業務的高管職位。近年在一間專注國內愛滋遺孤的慈善機構任職總幹事。現為香港藥史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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