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行誌》

《藝行誌》


 

節選:舞蹈教導了我甚麼 梅卓燕


我在七十年代唸中學時學習中國舞,那時香港根本沒有專業舞蹈團,所以我從來沒有將來以跳舞為職業的概念,純粹是一種課外興趣。直到1981年香港舞蹈團成立,要招聘全職舞者,對於當時的舞蹈發燒友來說簡直就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我記得那時招收了26位團員,其中20位都是當時來港定居而畢業於國內各省市舞蹈學院的專業舞者,而舞團卻留了六個名額把我們這批業餘愛好者收為學徒,邊跳邊學。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於是求母親讓我去跳一陣子吧,兩年後再繼續升讀大學。結果一跳就到今天,成了終身的至愛。


進入舞團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用最快的時間縮短業餘與專業的差距,例如舞團早上訓練中每週都有芭蕾舞課,自己以前從未學過,於是一下班就趕去私人芭蕾舞學校,跟只及我腰高的小朋友一起從初班學起。那時鄧曼妮老師的學校在佐敦,舞團在灣仔,只能買個麵包邊走邊啃;在舞團跳足八個小時加上晚上兩個小時,回到家已是累得趕緊爬上牀了。就這樣一邊工作一邊發現有甚麼不足的地方,古今中外的舞蹈種類,只要有幫助,無論外地本地一樣去學學看。我的努力沒有白費,很快就被挑選擔任獨舞或領舞,然後是舞劇的主角──《畫皮》、《黄土地》、《玉卿嫂》、《胭脂扣》等一部一部的演下來,每天都過得扎實、投入、開心,一轉眼十年就過去了。


在當了多年的舞者後,慢慢開始愛上創作,既然有想法,當然付諸實行。那時常常到城市當代舞蹈團樓下的黑盒劇場發表作品,在那裏遇到「沙磚上」、「盒子樂隊」等很多好玩又有創意的藝術家們,也常參與他們跨媒界的創作演出,覺得藝術的世界實在很大很廣,於是決定離開高薪厚職的舞團工作去闖世界。


九十年代,我成為自由舞蹈工作者,馬上遇到如何生存的挑戰。那時的資助制度還未接受個人申請,freelancer是個很陌生的名詞。年輕的好處,就是膽子大、負擔輕;沒有想太多,我背起背包就跑去紐約這個世界舞蹈之都去見識了。那時大師們都在,每天遊走於這些studio間,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探險者一同追逐舞蹈,一同流汗流浪,狂看各種類型的演出、博物館、畫廊、酒吧、咖啡廳、公園等等,體驗那種單純熱情節儉的美好生活。錢用光了就回來工作,舉辦自己的獨舞展、教課,沒有地方排舞就跑到公園或天台去排;慢慢的積累,不久得到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委約,「膽粗粗」排長篇舞劇,如履薄冰,邊做邊學,無師自通;然後樂團、劇團、演藝學院相繼邀約編舞。和不同的藝術家合作,在不同領域的藝術世界學習,豐富而激蕩,某些風格慢慢形成。後來還帶着自己創作的獨舞作品在各國的藝術節巡演,到過比利時、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丹麥、日本、台灣、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讓世界知道香港舞蹈的其中一種風貌。


40歲那年,我決定以成熟學生身分演藝學院修讀學士,一方面履行對母親20年前的承諾,一方面有感多年來一直在舞蹈中追趕跑跳,此刻想靜下來,選修其他藝術與理論學科,讓自己沉澱轉移,思索如何能更上一層樓。一生人從未試過這樣一年乖乖的每天坐在圖書館啃書、寫論文,就像第二個海綿期,努力地吸收滋養。


回顧自己從20歲入行,30、40、50歲一直下來,其實也經歷了香港的經濟起飛年代,過渡九七大時代,見證着舞蹈的發展,藝術環境的改變,社會對藝術的看法也非常有趣。記得當年有親戚朋友還會責怪我母親讓我去當「舞女」,有些就問我在哪間電視台工作?舞蹈被視作為娛樂服務,入劇場欣賞藝術還未成為一種普及的觀念;早期台上表演者比台下觀眾還多的情況司空見慣,一般都不認為舞蹈可以是終身職業。八十年代中香港演藝學院成立,每年為藝術界培養一批又一批藝術專才,投身各藝團、劇院工作。漸漸隊伍越來越大,有加入藝術機構工作的,也有更多的獨立自由身,或各組一些小團隊,在有限的資源下力求生存。尤其是千禧之後,藝術生態變得複雜不明朗,瀰漫着停滯受困的氣氛,人才流失,市場需要拓展,藝術家需要更多支持。有感於一種責任、一種愛惜,2014年我競選進入藝術發展局當舞蹈界委員,將一些經驗、想法化為行動,推動改革,為業界多做一些有願景、有建設性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享受過八九十年代藝術輝煌的日子,也有幸參與其中,如何能再現一種有競爭力、具創意的、充滿活潑生機的藝術環境,將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出版社: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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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吳杏冰

吳杏冰

畢業於羅富國師範學院。1980年代加入前市政總署文化署,於1995年退休,期間曾負責多個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香港中樂團、體育館辦事處、城市電腦售票網辦事處及國際電影節辦事處等。其後,她曾於香港藝術節、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芭蕾舞團及何鴻毅家族基金工作;並於2007年獲香港舞蹈聯盟頒發傑出成就獎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退休後依然活躍於文化藝術領域,包括擔任香港舞蹈聯盟榮譽退休主席、一條褲製作及香港舞蹈團董事局成員、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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